一、第一次庐山谈判

中共中央为进行庐山谈判作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周恩来与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秦邦宪）多次互通电文，商讨并决定与蒋介石在庐山谈判的内容。主要是：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地位、人选问题以及红军改编后的军队领导人组成，并提出了外交方针的战略，给第一次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定下了中共谈判的基本原则。

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进行数次会谈。但蒋介石在谈判中一改杭州时的态度，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另提出一个《成立国民党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主张》的先决条件是“成立国民党革命同盟会，由蒋决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蒋为主席，有最后之决定权。”并指出：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活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以扩大为国共合组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与中共关系；对其他党派不必谈合作。

蒋介石排挤中共的目的非常明确，而且在谈判中撇开结成广泛地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以国民党代替一切政党团体，使自己成为中国命运的独裁。另外，就杭州谈判的一些具体问题，蒋介石也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案，提出：

（一）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党即公布宣言以及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

（二）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

（三）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

（四）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

（五）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谴，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

（六）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

（七）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给国共两党在抗日合作问题上设下重重障碍，实质上是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及不予以合法化的存在。

周恩来谈判中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意见，坚持设改编后的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认为“国民同盟会”的问题事关重大须请示研究后决定，对蒋介石提出的其他意见均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与蒋介石谈判期间，曾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会谈。再三陈述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统帅机关应给予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具体蹉商。但蒋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训处。谈判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排共的原则，并以小集团利益代表国家、民族利益，使双方谈判陷入僵局。

6月16日，周恩来离开庐山经西安回到延安。第一次国共庐山谈判，因蒋介石设碍而未达成协议，从而延缓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进程。

为期八天的第一次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没有取得意见上的统一而结束。

二、第二次庐山谈判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情和国土危机。6月2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电催周恩来到庐山继续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根据第一次庐山谈判时提出的条件将两党合作宣言草拟后，再上庐山谈判。

中共代表团来山之前，中共中央在谈判内容中的关于红军改编后是否设政训处等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提出：可以用政治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与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即自行改编。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早日共赴抗日战场，争取民族统一、独立，付出了实际的努力。

7月4日，中共代表团离开延安到达西安。7日转抵上海。13日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讨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在这期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拜访了宋庆龄，并征求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

14日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抵达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了宣言，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的艰辛历程。

当日，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三人会见张冲。会谈主题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最后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谈判的焦点。张冲说，蒋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剥夺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指挥权，中共代表团坚决反对。

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严正指出：“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并说蒋上述要求同第一次国共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事之进行”。但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建议一拖再拖。

17日，中共代表团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中共代表团建议蒋介石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蒋介石的态度比前期谈判有所改变，这是迫于国内舆论和国际形势的急速转变。在此谈判之前，即16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上，蒋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在顺从民意的基础上发表了“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的讲话。

这次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等出席。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谈判中，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本质在看法上有所改变，但对红军改编与陕甘宁边区改制问题，设置障碍，特别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和人事安排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第一次庐山谈判时蒋介石虽然对杭州会谈允诺的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设司令部食言，但还是表示三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可以代行指挥权。可是，这次他不仅改口，还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谴。坚持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政治主任可以由周恩来担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其用意就是不让共产党独立指挥军队。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由于双方无法答成统一意见，使谈判只得继续进行。

当日，中共中央就谈判中争执的问题进行了协商，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还是决定再次给予一定的让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伯渠、博古（秦邦宪），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制度，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7月18日，由于蒋介石在谈判中态度的改变，使谈判中的实质问题集中于红军指挥权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人选，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早日形成，取得了进展。

周恩来根据17日谈判中涉及的问题，以及党中央的17日电文指示，起草了国共两党再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于蒋介石。

意见的主要内容是：

（一）应许各报刊载《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赞同；

（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其疆域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

（三）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

（四）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

（五）对红军改编后具体意见。

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庐山谈判纲领性的文件。

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机关和不让中共代表团参加“庐山谈话会”，使谈判再度陷入僵局。中共代表团于当日离开庐山赴上海、南京等地观察时局。

三、国共庐山谈判的结果

7月21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上海电告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红军为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中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中共代表团于8月中旬在南京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并达成协议，由康泽和叶剑英代表双方在宣言初稿上签字。8月25日，即“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编红军为八路军。9月2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分别由朱德、彭德怀担任，红军改编得以全面的完成。

9月2日，中共中央从西安行营处得到消息，国民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合作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康泽转蒋介石《宣言》和蒋赞同此宣言的谈话必须依照庐山谈定的方案即时签字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共推荐的任弼时为正，邓小平为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胜利的曙光。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干预下，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做出了顺乎民意、顺从民心的选择。

历时十四天的国共两党庐山谈判，主要矛盾焦点集中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是设指挥部还是政训处。其次，是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地位问题，这是关系到国民党政府是否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虽然，在谈判中在这两个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但为后来在南京谈判并达成协议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庐山谈判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转变态度，联共抗日。在国际、国内形势的急速变化之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在国内各大报纸上刊登。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宣言，是以民族利益为重，是摒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均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宣言和决议案相合。与此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为其以前的反共政策辩护，并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共同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歪曲。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实际上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